【怀师箴言】有些学佛学道的朋友常常问念什么经、什么咒可以消灾免难、驱邪避鬼，我说最好是念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。可惜大家听了都不大相信，我也无可奈何！

我常说，对于孔孟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用，尤其对于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了解得最为深刻、在行为上表现得最彻底的，南宋末代的文天祥要算是第一人。他那首名垂千古的《正气歌》对浩然之气有很精彩的发挥，不但说出了孔孟的心法，更把佛家道家的精神也表现出来了。宋朝自有理学创宗以来，修养最成功的结晶人物可以说就是文天祥了。他是中国理学家的光荣，他的学问修养是宋明理学的精神所在。历史解释《孟子》的浩然之气，对“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”解释得最好的，我认为就是文天祥《正气歌》的头一段，最为扼要精简。《正气歌》后面几段当然也好，不过我们暂时不讨论。文天祥的学术思想，把宋明理学家们有时自相矛盾的“心气二元”直截了当统一成为“心气一元”。他认为宇宙生命的根本来源就在于气。这个气不是指我们呼吸之气的气，这个“气”字只是个代名词，一个代号而已。《正气歌》一开头便说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”，我们要注意这个“杂”字，“杂”就是“丛”的意思。古人学问著作都有所根据，哪怕是作首诗、填个词，他们用字都有所依据。这里“杂”字是由《易经》的观念变化而来，《易经》认为宇宙万有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。我们要注意啊！错综复杂并不是说它乱，而是说条理很严谨，彼此之间都有层层的关联。我们平常一听到错综复杂，就想到是乱，这是后世以讹传讹的错误。所以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里说“杂然赋流形”，万物都由气的变化而来。形而下的万有就是形而上的本体功能的投影，叫做“正气”，把儒家、佛家、道家的最高哲理都包括进去了。他又接着说“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”，他把宇宙分为两层，这也是仿照《易经》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”的观念而来。他把气也分为两种，一种阴气，一种阳气。我们不要一看到“阴阳”就觉得很玄奥，其实“阴阳”就好比我们现在数学上加和减的代号。由阴阳二气的变化，就形成了我们这个物理世界。“下则为河岳”，气之重浊者，也就是属阴的气，下凝成为形而下的地球物理世界，例如山川草木万物等。“上则为日星”，气之轻清者，也就是属阳的气，上升成为天空、日月星辰等万象。下面一句他就说“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”。这气，对天地万物而言，总名为正气，对人而言，便叫它是浩然之气，宇宙万有乃至人类，都是它所变的。这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。在中国文化里，人占着很重要的分量，因为有所谓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的说法。人和天、地是处于平等地位的，是同样伟大的。天地也常有缺陷，并不一定圆满，而生在天地间的人，却能运用智慧来弥补天地的缺陷，辅相天地，参赞化育。往往天所赋有的特点，不是地所具备的功能;而地所赋有的特点，又不是天所具备的功能。但是人却能运用智慧就当时需要来截长补短，使天地二者沟通而调和。所以说人可以辅相天地。那么文天祥就说了“于人曰浩然”，这股正气在人的身体生命中，和在宇宙中一样，遵循二元一体的原理，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物理的、生理的，一部分是精神的、心理的。这股正气到了人的生命中，才叫“浩然之气”。我们如果好好修炼，培养这股与生俱来的浩然之气，就可以发挥生命的功能，和宇宙沟通，所以说“沛乎塞苍冥”。整个宇宙，包括了人类，都与“正气”同体，都为“正气”所化;在人身上，则特别叫它为“浩然之气”。两个气名称不同，代表一体两用。他这几句话，对“浩然之气”解释得比什么都好，翻开宋明理学家的著作，都没有他说得干脆利落、简单明了。我们由文天祥这一杰作的发挥，对于孟子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的“我”与“吾”两个字的意义也就更加清楚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：“文先生！既然你有浩然之气，应该不会被元朝敌人俘虏坐牢才对呀！”其实他被关起来、被杀害，也正是浩然之气的发挥。他的《正气歌》接着列举许多历史上的忠臣烈士，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以直养而无害”，义所当为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该如何便如何，生死早就置之度外。所以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最后便说：“顾此耿耿在，仰视浮云白。悠悠我心悲，苍天曷有极。哲人日已远，典刑在夙昔。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”这说明“是气所磅礴，凛冽万古存”，其中隐含的最高道理使人深思，同时也描绘出一个智者踽踽独行的心境，何其苍凉悲壮、崇高伟大！重点还是上面的几句话，尤其是“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”，大家要注意的是：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，就有这股浩然正气，这是生命本有的，只要肯下工夫，每个人都能够由博地凡夫，修养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是文天祥在苦难中体验出来的真理，他这牢狱中的三年太不简单了，他只要肯点头，元朝一定请他当宰相。他在宋朝的残破局面中，面临亡国时，到处奔走，只是个无权无势、又无富贵可享的虚位宰相。他不向元人点头服从，就只有坐在牢里，面对着牛粪马尿、苍蝇蚊虫，但他就是硬不点头。忽必烈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，他谢谢忽必烈对他人品才华的赏识，引为知己。但是他仍不肯点头，要求忽必烈成全他。到这个时候，忽必烈虽然爱惜他，却也气极了，答应他第二天行刑。这时他才站起来，作揖拜谢忽必烈的成全。我们看，这是何等的修养！这是何等的气象！这就是“沛乎塞苍冥”的浩然之气。文天祥在刚被俘的途中，曾经服毒、投水，以图自杀，都没有成功。后来遇到一位异人，传给他大光明法，他当下顿悟，已了生死，所以三年坐牢，蚊叮虫咬，但他在那里打坐，一切不在乎。所以他说只要持心正气，一切的苦难都会过去，传染病都不会上身了，当然做元朝的宰相更算不了什么。有些学佛学道的朋友常常问念什么经、什么咒可以消灾免难、驱邪避鬼，我说最好是念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。可惜大家听了都不大相信，我也无可奈何！至于后世道家的咒语，便有一个根本的咒语《金光咒》，起首就是“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”，也可以说是从《正气歌》中套出来的。——南怀瑾先生《孟子与公孙丑》

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辩

“乘天地之正”，什么是天地之正呢？照禅宗话说，那就要参了，什么叫正？我们坐着也很正啊！并不歪啊！我们也算乘天地之正吗？这个正是什么东西？勉强用孟子的话来说，就是叫浩然之气，那算是天地之正气。他说这一类人也不要飞，也不去作怪，普普通通乘这个天地的正气。“而御六气之辩”，这六种气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中国医学的说法，风、寒、热、湿、燥、火。像我们台湾这个天气，常常叫同学们小心啊!顶着太阳回来，或有些人鼻子敏感，容易感冒的（夏天的感冒是热伤风），要戴口罩，骑摩托车的，都要小心！
另一种说法与《易经》的十二辟卦有关。一年十二个月，六个月阴、六个月阳，是由乾、坤两卦变化的。一年十二个月，五天是一候，三个候是一气，六个候是一节，所以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。节气变化都不同，影响我们的生命。
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受这个空气、大地、天地的环境影响。天有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六气，所以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。如果有一种修养的人，懂得了修行，可以达到一种不再受物理世界支配的境界，反而能支配物理世界。所以“御六气之辩”，是说可以适应天地间六气的变化，气候什么时候变化，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物理世界起什么变化，他的身心都有准备，因为他有一套修养功夫，不受物理世界的侵害。但是本身首先要养成正气，他说这一类人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”。驾御就是不受物理世界的影响，反而能把握了物理世界，他的生命就有这样伟大！
——《庄子諵譁》

佛法的正理告诉你——心得解脱。尤其药师佛告诉你：“以我福德威神力故，皆得解脱一切忧苦。”这两句话有两个意义：一个是依仗他力，依仗药师如来的力量，心里没有忧悲苦恼而得解脱。他力是指什么呢？你必须见到药师如来的琉璃光，心里宁静到极点，放下到极点，见到他的福德威神之力而心得解脱。一个是不依仗他力，以自我的力量，“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”，在此境界中，一念放下，心得解脱，自性光明自然起来，没有苦恼。
拿历史一个实例来证明，大家都知道文天祥，也念过他的《正气歌》，他以一朝宰相的身份，于宋朝亡国时做最后的抗争而被俘虏，那是何等滋味！元朝皇帝忽必烈请他当宰相，只要他点头投降，仍然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，然而文天祥不干。
有一点是后代人很少研究的，许多人不知道文天祥也是学佛的，当他被俘时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和武器对着他，走到半路出现一个道人（详见《文山诗集》），不晓得是和尚还是道士，告诉他：“丞相，我传你一个大光明法。”文天祥立即应允接受，当下就进入一片大光明境界，从此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到了北京，忽必烈仍不死心，极力规劝文天祥投降，投降仍能和南朝宰相一样享受功名富贵。最后忽必烈把他关入大牢，给他三年时间考虑。文天祥坐牢的地方不是普通牢狱，那是养猪、养牛的烂地方，他一天到晚就住在那里打坐修大光明法，在那样恶劣的环境生活，却没有生病，并且三年不改其忠贞之志。
——《药师经的济世观》

以下内容摘自《南师以外……》，作者张跃，系中国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。文字源自南怀瑾学术研究会、南怀瑾文教基金会。

回想1999年的一天，我在香港出差，遇到朋友说一起去拜访南（怀瑾）老师，随即我们来到位于香港跑马地附近的南老师家，见到这位仙风道骨的老先生。整个下午聊天、吃饭，前后六七个小时里，南老师或坐或站或踱步在听大家说各自的见闻，不时插上自己的看法。谈到97回归后的香港前景，南老师谈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，谈到中国古代哲人会怎么看这个问题。甚至谈到了圣人老子、耶稣、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，南老师开玩笑说，可能他们四人超越时空见了面，不然为何有那么多相同的理念。后来还谈到人生观，他说，人其实不应追求太多财富，财富这个东西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就好了，财富太多对有些人是累赘。我当时刚富起来几年，追求财富的愿望是很强的，南老师的财富观给我印象极其深刻。那天大家还谈了人际关系，谁对谁怎么样不厚道，谁对谁忘恩负义这些事。南老师总是说，对人不要太强求了，人总是有缺点的，如果这个世上都是完美的人，未免也太单调了。……那天吃饭特别开心，吃的都是大碗大碗的家常菜，味道好极了。南老师吃得很少，每种菜吃一两口，细嚼慢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，他每种菜尝尝是想知道菜都做得怎样，客人会否不喜欢，他自己多半不会真吃下去，他旁边有个盖碗，会悄悄吐掉食物，他认为吃多了会妨碍他的气脉。边上人告诉我，南老师一天只吃一顿饭，睡两三个小时觉，休息主要是靠打坐。南老师说，打坐的时候人不会做梦，休息得最好。……经过在香港三次与南老师聊天吃饭，我发现南老师一方面是博古，另外一方面是了解现实。他说过，如果你只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那些书不会给你留下印象的，你在读典籍时，与你所见闻的现实联系起来，就容易理解，就容易记住。……这些年，中国人陷入一种集体困惑：为什么现在没有大师了？为什么科技越发达，反倒智者越来越少？可能是现在天才都有很多诱惑，有很多应酬。如果不能静下来，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吸收有用的知识，更不可能形成系统的思想。我看，南老师是现今世界少有几个能静得下来的天才。另一方面，现代人的功利心太强，什么东西都把利益放在前面。南老师这个人，生活极其简单，根本没有想过获取任何身外之物。南老师不恋财甚至到了极端地步，我曾见到他反对友人资助他儿子。当一个人没有功利心，他观察世界，都是带着一种冷静的、简单的眼光，他判断问题，就特别中立，当然也就特别准确。在纪念南老师诞辰百年的时候，我想起最早带我拜见南老师的那个人悄悄对我讲的一句话：南师以外，再无大师。

以下内容摘自《了不得的南怀瑾》，作者丁肃清，系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《誓不成佛》荣获老舍散文奖。
南怀瑾的书，我读的不少，像《金刚经说什么》、《圆觉经略说》、《易经杂说》、《老子他说》、《中国文化泛言》等等。据我看来，当今真有学问者，南怀瑾也。有一个个体书贩也说：“南怀瑾的书好卖，有人一看见‘南怀瑾’三个字就买，都说这老头子学问大，字字值钱。”我，就是属于“有人”中的一人。同事要去逛书店，我说，“给我捎几本好的。”朋友问：“什么算好的？”我说：“南怀瑾。”于是，朋友为我买回一本《历史与人生》，封面有南怀瑾老先生的照片，长袍竹杖、慈眉善目，照片下有先生文章的摘句：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，真要做到‘弃天下如敝屣，薄帝王将相而不为，’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像丢掉破鞋子一样……孔子所标榜的人格的修养，到了这地步，那自然会真正‘坦荡荡’。”仅此封面的照片和摘句，读之就如品甘酿。看看老先生白发红颜乐呵呵的慈容，我想，这自然是靠心灵的修养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位满腹经纶的学者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在书中向人们娓娓道来，讲述着历史与人生的哲理，令人叹服。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文人，让其同类敬服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首先是文章要写得好，如今半瓶子醋到处挥洒者比比皆是，写文章像老先生在书中所引用的打油诗：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前行七八步，八九十人推。”真正的大家好文章却屈指可数。写好文章自然是一种真本事，但仅写好文章也未必能令人折服，如南怀瑾所言：“一个文人，光是文章好，没有哲学修养，不懂科学，毛病就大了。所以光‘兴于诗’还不行，还要‘立于礼’，这个‘礼’就是《礼记》的精神，包括了哲学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。”读南怀瑾，有一种航天、航海的感觉，博大精深，深入浅出，广征博引，谈笑自如。正如他在自家客厅里的一则条幅：“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，经纶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”他由此赢得了许多头衔——教授、大居士、宗教家、哲学家、国学大师、禅宗大师等等。在台湾，老先生的著作虽然不像三毛、琼瑶的小说那样畅销一时，但却是长销不衰、一版再版，广被老百姓所接受。有一段佳话：一对新婚夫妇互相赠礼品，新郎向新娘赠送一套《论语别裁》，新娘还赠了一套《孟子旁通》。老百姓喜欢南怀瑾的书，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，其一，他的性格，即是典型的民族性格，臃容大度，不像有的民族，为了各自的宗教信仰，可以发生像十字军远征的战争，他们的文化，常常存在单一性，用南怀瑾的比喻，西方文化，是两个半苹果的文化（亚当夏娃偷吃的一个，牛顿看见从树上落下的一个），另外半个，记不得老先生说得是什么了。这种单一的文化延续到今天，他们是什么样的“信仰”，也得要别人什么模式。中国人则接受一切优秀的文化，不自封，不排外，在中国可以是“五教合一”，大家都来，排排座吃果果。老先生的学问是包容百家，所以也就独成一家，佛教、道教、儒教，乃至现代人流行的电脑，都取吸收的态度。其二，南怀瑾是用自己的眼睛看，用自己的脑子想，用自己的嘴巴说，南怀瑾就是南怀瑾，用他爱说的一句话：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如讲冯道，这个连欧阳修都骂他的人，南怀瑾却给予积极的评价。谈厚黑学教主李宗吾，他说厚黑学教主并不厚黑，有一次他跟李宗吾借钱，借十元钱，李却给了他二十贯。古今中外文化的滋养，造就了一个南怀瑾。南怀瑾告戒他的学生说：“英雄能够征服天下，但不能征服自己；圣贤不想征服天下，而征服了自己。”征服了自己的人，却常常征服包括英雄在内的许许多多的人。

南怀瑾先生生平简介

南怀瑾先生（1918—2012），温州乐清人。先生幼承庭训，遍读诸子。稍长赴杭州求学，曾就读于浙江国术馆、杭州之江文理学院；期间，披阅了《四库全书》和《道藏》。抗战军兴，先生投笔从戎，于大小凉山地区编练自卫团，之后入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（前身即黄埔军校）任政治教官。在成都时，先生从袁焕仙大居士参学，曾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三年，阅《大藏经》。出关后，远走康藏，参访密宗上师，得诸教派印证。之后到云南大学、四川大学讲学。1949年，先生只身赴台。在台湾36年间，先生多次主持“禅七”，弘传正法；曾在文化大学、辅仁大学、政治大学等校担任教授；创办《人文世界》《知见》等杂志；创立“东西文化精华协会”等文化机构，系统讲授中国文化。1985年，先生旅美客居，先后创办美国维吉尼亚州东西文化学院、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。1988年，先生居香港讲学。期间，先生力促两岸和谈，促成了后来的汪辜会谈；并经十年努力，以“共产主义的理想、社会主义的福利、资本主义的经营、中国文化的精神”的理念，主持修建了金温铁路，最后还路于民。2004年，先生回到大陆定居。2006年，在江苏吴江创办了太湖大学堂，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国文化，直至辞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