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李隆基

朕闻上古其风朴略,虽因心之孝已萌,而资敬之礼犹简。及乎仁义既有,亲誉益著。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,故因严以教敬,因亲以教爱。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,立身扬名之义彰矣。子曰:“吾志在《春秋》,行在《孝经》。”是知孝者,德之本欤!

译文：我听说远古时代的人们品德纯朴而行事疏略,虽然亲爱父母的孝敬之心已经产生，然而可供借鉴的孝敬父母的礼节还是显得有些简略。到了人们开始提倡仁义的时候,孝敬父母的美誉也就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。圣人知道可以用孝道来对人们进行教育,因此就顺应着子女对父母尊敬的天性,引导他们去进一步地尊敬父母;顺应着子女爱护父母的天性,教导他们去进一步地爱护父母。于是把顺从父母、兄长转换为忠于君主的方法就十分清楚了,建功立业、扬名后世的原则也就非常明白了。孔子说:“我的政治思想体现在《春秋》中,而我的行为规范则包含在《孝经》里。”因此我们可以知道,孝道是一切美德的根本啊!

《经》曰:“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,不敢遗小国之臣,而况于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乎?”朕尝三复斯言,景行先哲,虽无德教加于百姓,庶几广爱形于四海。嗟乎，夫子没而微言绝,异端起而大义乖。况泯绝于秦,得之者皆煨烬之末;滥觞于汉,传之者皆糟粕之余。故鲁史《春秋》,学开五传: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,分为四诗。去圣逾远,源流益别。

译文：《孝经·孝治章》说:“从前那些圣明的帝王,在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时候,他们就连弱小诸侯国的大夫都不敢急慢,更何况是对待公、侯、伯子、男这些诸侯本人呢!”我曾经多次反复吟诵这些话,特别景仰那些古代的圣哲,虽然我还没有能够把孝敬父母的美德教育推广到百姓那里去,但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孝敬父母方面做天下人的榜样。唉,孔子去世之后他的精妙言论也就被湮灭了,不合正道的学说出现之后正确的道理也被歪曲了。更何况古代经典灭绝于秦代,后来找到的一些典籍也已经被秦火烧得残缺不全了;典籍的搜寻工作起始于汉代,而流传下来的典籍也不过是一些残余的糟粕而已。因此,对于孔子依据鲁国史书撰写的《春秋》,后人的解释就分为五个学派;对于包含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三个部分的《诗经》,也分为各不相同的四个传承派别。离开圣人的时代越久远,后人的解释与圣人的本意就会差别越大。

近观《孝经》旧注,踏驳尤甚。至于迹相祖述,殆且百家;业擅专门,犹将十室。希升堂者,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,必骋殊轨辙。是以道隐小成,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,义以必当为主。至当归一,精义无二,安得不翦其繁芜",而撮其枢要也"?

译文：最近我在阅读《孝经》的旧注时,发现这些注释错乱得特别严重，至于师承前人观点去解释过《孝经》的,大概有将近百家;即便是专门研究、传承《孝经》的学派,也仍然有将近十家。那些希望能够登上孔子学问殿堂的人,只因不得其门而入就只好妄自穿凿、另立门户;那些本来是想追上孔子学问这辆快车的人,只因眼光短浅反而走上了歧途。因此孔子的大道被一些人的小小成绩遮蔽了,孔子的至理名言被一些人的浮华虚夸的言辞湮灭了。再说解释经书的文字要以疏通经书义理为原则,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就是解释一定要恰当。最恰当的解释只能有一种,因为最精确的原义不会有两样,我们怎么能够不去删除其他不符合孔子原义的杂乱解释,而提取其中的精确主旨呢?

韦昭、王肃,先儒之领袖。虞翻、刘邵,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,陆澄讥康成之注。在理或当,何必求人?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,会“五经”之旨趣;约文敷畅",义则昭然;分注错经,理亦条贯。写之琬琰",庶有补于将来。

译文：韦昭、王肃，是从前儒家的领袖。虞翻、刘邵,也是稍次一点儿的儒家学者。刘炫阐明了孔安国的《古文孝经传》,陆澄批评过郑康成的《孝经注》。只要这些学者的一些注释合理恰当，又何必对他们求全责备呢?所以我现在特地举出韦昭、王肃、虞翻、刘邵、刘炫、陆澄六人对《孝经》注释的异同，融会贯通“五经”的旨趣,用简练、流畅的文字,以求把《孝经》的主旨解释得清楚明白;我把注释文字分别安插在有关的《孝经》经文后面,这也比较有条理。然后把《孝经注》刊刻在石碑之上，希望对未来的人们有所补益。

且夫子谈经,志取垂训。虽五孝之用则别,而百行之源不殊。是以一章之中,凡有数句;一句之内,意有兼明。具载则文繁,略之又义阙。今存于疏,用广发挥。

译文：再说孔子谈论经书,其目的就在于为后世留下训导。虽然五种孝行的内容有所差异,但各种善行的根源却是一样的。因此孔子在一章之中,写了许多词句;在一句话之内,其含义有时要说明几个问题。我如果把所有要解释的话全部写进来,文字就会显得太过繁多;如果写得太简略了,许多意思又不能表达完整。现在我的想法都存在于注疏之中，用这些注疏广泛地发扬光大《孝经》的思想观念。